48岁的周宝秀以前是一家小广告公司的员工，因为公司经常揽不到项目，因此常常拖欠工资，每个月周宝秀只能领到几百元的基本生活费。周宝秀于是兼职帮票务公司拉票赚外快，其间，她认识了倒票的黄牛阿刚。

    阿刚常在襄阳路帮周宝秀拉客，正是他的一句话改变了周宝秀的命运，“2002年，奶茶生意在上海红火得不得了，阿刚建议我到襄阳路去开奶茶铺。”

    靠着襄阳路的人气，周宝秀的腰包很快鼓起来，但现在市场关闭了，是否要继续经营下去，她有些犹豫不决。“生意一落千丈，淮海路是贵族街，逛高档商场的白领是不喜欢奶茶的。他们喜欢咖啡。”周宝秀有打算将生意搬至七浦路服装市场。

    和周宝秀有着相似的命运变迁的还有原先在襄阳路市场周边的书报亭、盒饭店、香肠摊、杂货店……

    南昌路上一家杂货店原先顾客满盈，现在却是门可罗雀，面对拆迁一空的襄阳路市场，老板回忆：“之前在襄阳路市场里摆摊的人有什么需要，都会到我这里来，香烟、电池……”

    在襄阳路市场南门旁摆铺3年多的江西裁缝小余也在寻找新的营生，谈起襄阳路，往事仿若就在眼前，“拷个边，在别处三五元，但在这里，我们会开价到20元。遇到大方的老外，还会多给些钱，最夸张的一次，一条裤子我就净赚200元。” 小余说，生意好时，一天可以接待100多位客人，一个月可以赚万把块钱。

    记者调查发现，襄阳南路市场原先曾聚集着二三十个非法散发机票打折广告卡的“卡娃”，现在绝大多数已经不见踪迹，“卡娃”的老大“小胖子”告诉记者，市场关闭第二天，他就带领20多个“卡娃”另谋生路去了。

    “人气没了，发卡没了意义。”“小胖子”说，“连在这里擦鞋的人都走了。卡娃们很多都去酒吧、饭店应聘做了服务员。”

    “后襄阳”时代

    襄阳南路市场曲尽人散，未来的襄阳地块会以何种面貌出现，成了“襄阳客”、“襄迷”和“小人物”在内的所有“襄阳人”关注的热点。

    当繁华落尽，襄阳路市场地块终于要“动了”。记者获悉，市场拆迁后，这块4万平方米的地皮将主要用于轨道交通的建设，几年后将成为一个大的换乘枢纽。

    不过，由于这一带已被规划成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徐汇区有关部门正在对襄阳路及周边地块进行重新规划。徐汇区经委主任李忠铮也曾表示，等到地下轨道交通建设完成后，才能决定地上空间开发。

    此前开发商方面透露的信息是，他们将在襄阳路地块上兴建全新概念的集APM商场、商务楼等为一体的时尚娱乐消费商务、商业区。APM的名称是将AM(上午)和PM(下午)融合起来，很多店铺营业到凌晨，由此拉动夜间休闲消费和娱乐。

    记者了解，未来，徐汇区可能会出现一个全新的淮海-东湖现代商贸区，包括淮海中路从陕西南路到东湖宾馆近40万平方米的区域，淮海-东湖现代商贸区可能会采取商务楼宇和沿街特色商业相结合的形式。以酒店、酒吧、茶室为特色的东湖路休闲街和以经营乐器商店、音乐茶座、音乐餐厅等为特色的汾阳路音乐街拟成为这一商贸区的两条特色马路。

    此外，年底，距离襄阳路市场不远的建国西路、嘉善路(原来的八达针织厂)也将开出一座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风尚之城”，到两期达6万平方米。

    “从设计到加工、配饰，拥有国内外70多位设计师，每个时尚中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设计师，为自己量身定做。这座风尚之城我们将把它打造成今后服饰业发展的一个样板。我想，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辉煌。”徐汇区经委主任李忠铮认为襄阳南路市场这样的“摊位经营”模式必将被“商铺经营”模式替代。

    他说：“在香港等一些时尚之都，没有像上海这样的摊位，都是设计市场、个性张扬的小商铺，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加工厂。在上海有商业敏感度的商家已经在南京西路、复兴路、陕西路等地段有了自己的个性化商铺，我想这是以后服饰市场的发展趋势。”

    长久以来，襄阳路市场被认为是上海市中心商场林立的黄金地段少有的甚至是最后一个适合平民大众消费的“市场”，“后襄阳”应该说较“老襄阳”档次升格不少，在很多人眼里，也只有这样才是符合上海这个国家化大都市的气质。

    不过，正如上海市商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桦所表示的，上海在打造现代化大都市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商场”，也需要“市场”这种比较原始的业态，毕竟，现在的消费层次多元化，消费者对“商场”与“市场”都有需求。事实上，即使像柏林、东京等发达城市，也有这种原始的“市场”。

    只不过，上海究竟需要多少“市场”，开在哪里更合适，以及如何监管假冒商品等问题，还有待于专家的探讨和市政府的进一步规划。朱桦的观点是，中心城区并不适合，或许，从长远角度考虑，“它们应该合适在上海中环线和外环线之间发展。”

    或许正是应了这番“市场”与“商场”多元化的思考，从“襄阳客”到“襄阳迷”再到“小人物”们，对逝去的“襄阳时代”虽怀旧、反思，却都表现乐观。

    让钻石真正发出璀璨光芒

    襄阳路市场的沉浮命运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本身的意义，而成为国际经济秩序大棋盘上重要的一颗棋子。

    2006年6月30日夜间，几年来始终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襄阳南路服饰礼品市场终于关上了十一个通道的大门，开始清场和拆除工作。这一市场日均客流5万人次、879家商铺一年营业收入近5亿元、上缴税收2000多万元，是上海人气最旺的服饰市场，网上曾有个时髦帖子，叫“N种方法玩遍上海”，其中就有一种是“到襄阳路放电”，意思是：到襄阳路，眼睛都是会放光的！而在北京，与襄阳路市场遥相呼应，并称为“北秀水，南襄阳”的秀水街，甚至有人把“游故宫、登长城、吃烤鸭、逛秀水”列为到北京旅游的四大节目。

    不仅如此，襄阳路市场还依靠四成的外国游客成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景点之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知名度不代表美誉度，与众多其他的景点不同，襄阳路市场的知名度更多的是依靠仿冒、假冒国际名牌来获得的，因此，它也成为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指责中国和上海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的重要工具之一。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原意是指“知识财产”或“知识所有权”，包括著作权和工业产权，这里的“工业”不仅仅指狭义的工业企业，还包括商业、农业、采掘业等各种产业部门，“工业产权”主要是指专利权和商标权等。而60年代以后，计算机软件进入市场，使工业产权和版权发生交叉，出现了软件专有权等新的内容，现在的网络域名也更多包含在知识产权的范畴内。此外，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个国家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开始从原有的土地、厂房、设备、原材料等有形资源，转移到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或“智慧产权”等无形资源上来，因此，“知识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兴起，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源于“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争端也不在少数。

    中国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于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在探索当中，“知识产权”的概念也是近几年才进入我国并被广为接受的，然而，我国党和政府对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知识产权一贯是态度鲜明的，此次襄阳路市场的关闭，就是尊重法制、尊重规则的表现，也是市场走向有序发展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上海对于科教兴市和自主创新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在2005年年底举行的知识产权圆桌讨论会上，中美两国将襄阳路市场的去留纳入讨论焦点之一，它的沉浮命运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本身的意义，而成为国际经济秩序大棋盘上重要的一颗棋子，这时，政府站到前台宣布，“撤销”襄阳路市场，时间是2006年6月30日。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的市场不同，这一次是“撤销”不是“搬迁”，就是要彻底关闭该市场，而襄阳路市场的加速退出也体现了政府对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市场秩序的坚定立场和态度。

    然而，要关闭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众多“拥趸”，并每天都在产出大量效益的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海徐汇区各职能部门围绕这一项目奋斗了很长时间。这一地块上将矗立起新的综合性休闲、娱乐和购物场所，成为国际市场潮流的又一风向标，而这种阳光下的繁荣，将使这一“钻石”级的区域真正发出钻石般的璀璨光芒。

    夏腊生觉得这才是他该走的阳光大道。当然，“襄阳客”们也有担忧，虽然握有一批老客户的资源，但缺乏襄阳路那样成熟的地上商业圈和人气的带动，能否在新的市场再创“襄阳盛世”，谁都没底。

    “襄阳客原先以上海人居多，几年下来几乎都变成浙江、安徽的了。”夏腊生说，除少部分“襄阳客”衣锦还乡、激流勇退外，还有部分转战秀水街、南京夫子庙以及杭州等地。

    “有些人本来在襄阳路、秀水街就各有店面。”夏腊生说。

    “黄牛”：暗流渐退

    关闭前，襄阳路市场上曾有三多：老外多、名牌多、黄牛多。7月12日傍晚，记者再访关闭后的襄阳路市场。原先走进这一区域外一两百米的范围就会遭遇多名黄牛的围追堵截、“一路护送”。现在，附近的陕西北路、淮海路已经少了很多“包包要吧？”这样的聒噪。

    曾在一次采访中结识的黄牛“阿旺”手机已经停机，他在襄阳路市场临关闭前向记者表露，市场关闭后准备回安徽老家做生意，“做了几年黄牛，学到生意经，也有不少积蓄，有时一天就能赚回扣八九千元。关闭后，我也该务正业了。”

    黄牛们仿若一夜间人间蒸发，襄阳路上清净了许多。但市场周边仍有七八个黄牛在拉客，不过，显然比以前收敛许多。鼎盛时期，这一带曾有千余名黄牛活动。

    一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小心翼翼地贴近记者：“包包要吗？市场拆了，过几天就买不到这么好的包包了。”“好啊！去看看！”记者的爽快答应反倒让他吃了一惊，有些迟疑。我们自称是阿旺的朋友，“多数黄牛都另谋生路去了。现在政府抓得很紧，我还以为你们是便衣呢。”男子笑了。

    他自称小陈，湖北人，两年黄牛史。“我带你们去仓库。”

    落日余晖，我们跟随小陈穿过陕西北路，从西门拐进百盛百货大厅，又从南门出，穿过淮海路，在十字路口兜了一个圈子，小陈不断回头张望，“前几天有人被冲货，不得不防便衣跟踪。”

    七拐八拐后，我们终于跟随小陈进了一个石库门里弄，弄堂门口两三个赤膊的“老娘舅”正在喝茶聊天，看到小陈后彼此招呼了一下，“看风的。”小陈事后说。

    在一个红漆剥落的门前，他用方言喊了句，门开了一个缝，我们侧身钻进，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民房，但穿过昏暗的走道后豁然开朗。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被改装成了一个箱包店，这就是小陈所说的“仓库”，各式仿造的名牌包应有尽有。

    小陈的“表姐”脖子上挂着一个鼓鼓的钱包，站在门口把望着，小小的房间内挤了7个金发碧眼的“朋友”和6个亚洲面孔的客人，很是局促。一个外国女人挑中了一款ARMANI皮包，爱不释手。

    “850”，“表姐”在计算器上一按。“No！I think 200 is enough！”外国女人脑袋直摇摆。接下来，“表姐”一连串洋泾浜英语与老外对答如流。小陈说：“我们更乐意和老外做生意，购买力强，简直就是批发。”

    襄阳路市场的黄牛起于2002年，当时，襄阳路市场经过两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国内外知名的皮具、时尚用品市场，但仿造世界顶级名牌箱包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并使得襄阳路很快与北京秀水街、武汉汉正街一起，成为出售假名牌的三大市场。

    在上海市有关部门的督促下，2002年的一次大规模清理，绝大部分销售假货的商铺被赶出了襄阳路市场。此时，黄牛出现。一些不法商贩直接租用市场周边的民宅开起地下商铺，市场外围的襄阳路、南昌路、新乐路、陕西路等街道民居区，房屋出租率高达90%，记者了解，一间10平方米的民宅原先的月租金不过几百元，一度曾涨至8000元。

    “不过，与襄阳路市场几十万元的年租金比起来便宜多了。”小陈说。为了拓宽市场，这些商贩雇用了自己的老乡或者一些零散流动人员来帮忙拉客。于是黄牛剧增，鼎盛时甚至达到2000多人。阿旺曾经告诉记者，为了争夺生意，黄牛跟黄牛打架、黄牛跟保安打架不时发生。

    “一般黄牛与老板是四六分成，阿旺一天收入七八千元并不算多。”一个黄牛有点不屑地告诉记者。不少人把黄牛比作“老鼠屎”，认为正是这些“老鼠屎”坏了襄阳路市场的名声，并让上海蒙羞。对于这一点，小陈与阿旺苦笑，“有些旅行团的导游比我们还厉害”。

    每一个地下商铺其实都有几道玄机，用小陈的话说，一楼是普通档次的箱包，“对面百盛里几万元一只的名牌包，这里两三百元就可以买到。如果客人不满意，可以爬上木楼梯，二楼还有很多水货。”

    “你是阿旺的朋友，我就跟你实说，没必要去二楼，花冤枉钱，其实哪有这么多水货？无非是仿得比较好的假名牌罢了。”小陈劝记者。

    市场关闭前，曾有黄牛与店主开掘“网上襄阳路”交易，甚至出现英文襄阳路市场网站，幸被及时打击，现在，随着襄阳路市场的关闭，作为假货利益链最底层的黄牛，生存空间更趋萎缩，仅剩的少数黄牛之间开始内讧，为了争夺客户，小陈与另两个女黄牛吵得不可开交。“现在200元，你不买，过几天再来，250元都买不到。”一个黄牛说，“出货风险越来越大，成本当然要增加，再过半个月，你到襄阳路来根本买不到这些包包了。”

    “以前，执法部门来了大家会互相通气。但现在不行，前几天刚刚被冲掉几个仓库，人心惶惶，大家只想快点出货，面子和人情早没了。”

    当然，也有些黄牛不甘心，认为“倒了一个襄阳路市场，只要有需求，就会有黄牛的生存空间”。因此，有些黄牛暂时回老家休整，酝酿时机成熟重操旧业。

    但小陈并不看好，“襄阳路市场这个金娃娃，政府都下狠心关了，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阿旺那样才是出路。”

    “襄迷”：何处淘宝？

    襄阳路市场已经关闭十多天了，在附近一栋写字楼里上班的上海姑娘周菁却始终觉得耳边鼎沸的喧闹并未散去，下班后到襄阳路市场逛逛曾经是她每过几天就要重复的功课，“就像每天需要化妆一样，几天不去，心里就痒痒”。

    不要以为假名牌就是襄阳路的主角，熟悉它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淘宝的好去处。在这里，便宜有好货 实现了面子与钱包的平衡。“你可以淘到最时尚的长裙、最前卫的T恤、最流行的手袋、最个性的耳环……”

    周菁说，现在每天下班后在襄阳南路市场对面的公交车站候车时，她都会不自觉地朝市场入口处张望，往日，这里的拥挤堪称一绝，有点像80年代的公交车厢，但现在，大门已经被砖头砌上了一堵墙，一个粗黑的“拆”字很显眼。

    去北京出差时，周菁也去过秀水街，那里已经转型为不能卖仿冒品的秀水商厦，其实无论是秀水街还是襄阳路起初都不是集中售假的地方，它们都有一个雷同的发展模式。在上海，从华亭路到襄阳路，一直就是最前沿的时尚阵地，秀水街曾做过调查，襄阳路市场的时尚潮流至少比秀水街领先一个月。

    1984年9月，上海第一个个体服装市场在华亭路诞生，一些聪明能干的小老板自己设计、生产服装。1985至1987年，华亭路的个体户平均每人每年投放新产品数十种，整个市场每年推出新产品达几千种，令南京路、淮海路上的国有名店望尘莫及，上海十大商场的经理们还曾集体前去向小老板们取经。

    那时，许多国外带回的画报上的服装新式样，第二天准能在这条街上寻到。久而久之，华亭路就成为海派文化和流行服饰的一种代言与象征，每天平均10万人次流量，近四成是老外，成了上海人气最旺的一条街。华亭路也因为培养了一代上海人的时尚意识而牢牢刻进了上海人的记忆里。

    2000年5月，由于地铁施工等原因，华亭路服饰市场搬迁到仅一街之隔的襄阳路，此前，这里门庭冷落，每天的人流量不会超过两万。但从原华亭路个体商户搬抵襄阳路市场后的第一个双休日，人流量就猛增到八九万人。

    从此，襄阳南路在许多上海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心目中，成为“时尚”和“流行”的代名词，“在韩日、欧美流行的时尚，会在第一时间在襄阳南路出现，我和一些女友常拿着《瑞丽》等时尚杂志到这里淘货。”在周菁们的眼里，襄阳路市场俨然一个纵横交错的时尚迷宫。

    在襄阳南路市场“撞星”的概率非常高，库尔尼科娃在襄阳南路买过手链和裙子，莫亚买过背包和手表，很多明星、老外下飞机的第一站就是襄阳路。黄牛“阿旺”认识的一个台湾太太甚至定期与姐妹们专门乘机飞来上海到襄阳路市场淘货，“每个人一买就是几万元，当然不是假名牌，都是一些独特的时尚装饰。”

    “上海女孩来襄阳路，很少买假名牌，你想，背一个价值几万元的顶级名牌包去挤公交，一看就知道是大卡(假货)，非但没有提高身份，反倒自取其辱。”周菁说，她更喜欢的是这里淘货的氛围，“我认为已经是一种文化了。”

    有人把襄阳南路市场老板的叫价形容成唱歌“有摇滚的，有轻音乐的，有通俗的。同一个货物，一家比一家喊得高，这里汇集了各种砍价艺术。你喊你的，我还我的，580元的东西，可以80元买下”。

    周菁说，她喜欢的就是这一来一去中的乐趣。当中国人蜂拥去国外购买奢侈品时，很多外国人却将中国视为购物天堂，在一些国家的旅游指南中，北京秀水街和上海襄阳路甚至超过了一些景点，网上甚至出现了老外内部英文版的襄阳路砍价参考价目。

    襄阳南路市场关闭，周菁从情感上觉得依依不舍，对她而言，这似乎是对过去某种熟悉生活的“判刑”，但从理性上说，她又赞成，毕竟这已经关系到上海的文明形象。

    “站在国际化的角度思考一个上海市民应有的素质，是该对襄阳路市场动刀，新闻里也说了，民意调查有过半市民赞成关闭。”周菁说。有评论，知假买假如果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群体心理，甚至成为一种趋之若鹜的社会时尚，就很容易酿成缺乏诚信的社会风气，襄阳南路市场的关闭，正是对“反正”人们的销售意识和消费行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襄阳南路市场关闭的那一天，她和几个闺中密友相约“血拼”，“大家合影留念，有个姐妹，干脆买了一个拖箱，把买来的东西直接装进去，袜子就买了十几双。”而网上也有很多帖子在怀旧，“都关闭了，我还没去看过呢！”甚至有孕妇也想在那天去见证襄阳南路最后的喧闹，只是出于安全考虑，被把守在入口处的门卫劝阻。

    当然，襄阳南路本来也并不是上海女人装点自己的“唯一”或者说“必要”去处，“不会是襄阳路买的吧？”总是透着点不屑，一个在百盛百货购物的女孩子说：“上海还有淮海路、徐家汇、南京路，这些才是我喜欢的购物天堂。”

    是褒是贬，是高贵是卑贱，襄阳路市场与华亭路都已成为了上海的一个“旧梦”。周菁说她们并不担心“无处可淘”。

    对上海来说，撤销襄阳市场，只是要打击小商品交易中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并非叫停小商品交易本身，除了襄阳路市场，上海还有不少独具特色的小商品交易场所，比如：卖流行服饰的七浦路；卖衣料兼加工的董家渡；卖传统工艺礼品的城隍庙……

    上海女人一直就不缺乏发掘时尚的潜力，上海滩上这么多购物场所，即便一些小店，一样会找到流行元素，搭配起来，一点不差。”

    小人物的命运变迁

    襄阳南路市场在其6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商业生态，随着它的关闭，这个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襄阳南路市场的开放曾拉动了周边餐饮、娱乐业的消费，市场成立后，与之毗邻的上海第二食品商店，每天的销售额从20多万元飙升至100多万元。据称，在襄阳南路市场旁边，一个烤肉串的一年也可以轻松赚上几十万元。

    现在，有着七八十年历史的食品二店、美心酒家等一批老字号企业也将在7月迁走，与此同时，原先依附在襄阳路市场周边的诸多小人物的命运也开始变迁。